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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追索權保理中債務人常見抗辯事由及其應對研究
發布來源: 德和衡商事爭議解決 發布時間:2020-12-08


作者:楊光明、聶凱

編輯:陳誼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條規定:“保理合同是應收賬款債權人將現有的或者將有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資金融通、應收賬款管理或者催收、應收賬款債務人付款擔保等服務的合同。”《民法典》首次將保理合同納入法律規制范疇,并設立專章,將保理合同置于典型合同之中。與此相對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擔保部分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也包括保理合同的相關內容。一系列規范的出臺,表明現行法律對保理這一普遍運用的融資模式予以承認與肯定。但是,《民法典》在為保理合同糾紛解決提供指引的同時,對于一些常見爭議和疑慮進行了留白,并未正面回答。

按照保理人是否享有追索權為依據,保理業務類型可以分為有追索權保理與無追索權保理。在無追索權保理中,保理人受讓應收賬款后,只能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債權,而不能向債權人主張權利,因此其相當于純粹的債權轉讓,適用債權轉讓的法律規則即可。而在有追索權保理中,保理人既可以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債權,也可以要求債權人支付保理融資本息,其爭議解決卻存在諸多爭議。在有追索權保理中,由于債權人是保理合同的當事人,其付款義務不存在多大爭議,但債務人并不是保理合同的直接當事人,往往會以管轄權異議、不應承擔連帶責任、應收賬款虛假、基礎交易合同發生變更等事由進行抗辯。本文擬從司法實踐出發,結合《民法典》相關規定,對有追索權保理中債務人常見抗辯事由進行梳理,并研究其應對之道。

01

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糾紛中的管轄:

保理人能否一并起訴債權人與債務人

(一)合并審理問題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條規定,在有追索權保理中,保理人可以向應收賬款債權人主張保理融資本息或者回購應收賬款債權,也可以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但保理人能否在同一訴訟中一并起訴債權人和債務人,同時主張權利?《民法典》并未給出明確答案。實踐中,有債務人主張保理人與債權人、債務人之間的糾紛屬于不同法律關系,因此不屬于可以合并審理的范疇。
最高人民法院已逐漸通過裁判形式形成統一意見,保理人可以一并起訴債權人與債務人,屬于必要共同訴訟。(2016)最高法民轄終38號案件中,最高院認為:建行鋼城支行基于不同的原因分別向兩個債務人主張不同的債權請求權,但最終給付目的只有一個,追索權之訴與應收賬款債權之訴的訴訟標的是共同的,由于一方當事人為二人以上,發生訴的主體合并,屬于必要共同訴訟。(2019)最高法民申6143號案件中,最高院再次確認:雖然興業銀行福安支行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分別向對個債務人同時主張相關權利,但均在保理法律關系范圍之內,目的是追回向立晟公司提供的保理融資款項,一二審法院基于案涉訴訟標的共同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將本案合并審理,并無不當。因此,保理人向債權人主張保理融資本息、向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雖然屬于不同的法律關系,但都統一于保理融資交易之中,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屬于必須合并審理的必要共同之訴。
(二)合并管轄問題
    保理人一并起訴債權人與債務人場合下,保理人與債權人之間的保理合同、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基礎交易合同約定不同管轄法院時,管轄沖突如何協調?對于這一問題,司法實踐存在諸多分歧。
觀點一認為,應當直接根據保理合同的約定確定管轄。在(2015)民二終字第98號案件中,最高院就認為,債務人在《應收賬款債權轉讓通知書》上加蓋公章是其真實意思表示,應當視為其接受保理人與債權人簽訂的保理合同相關條款的約束,保理合同中的協議管轄條款,對債務人同樣具有約束力。
觀點二認為,當保理合同、基礎交易合同管轄約定不一致時,視為無法通過協議管轄確定具體管轄法院,此時應當適用一般管轄原則。在(2016)最高法民轄終38號案件中,保理人建行鋼城支行與債權人宏鑫公司簽訂《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約定宏鑫公司將其對債務人普天公司的應收賬款債權轉讓給建行鋼城支行,該應收賬款對應的基礎交易合同為宏鑫公司與普天公司簽訂的《武漢君盛貿易項目采購框架合同》《20萬噸鋼材供應鏈項目采購框架合同》。《保理合同》與兩份《采購合同》,三份合同的管轄約定均不相同。最高院最終認定,三份合同的協議管轄條款或仲裁條款均對建行鋼城支行有效,但由于本案屬于法院應當合并審理的必要共同訴訟,三份合同協議管轄條款相互矛盾沖突,保理合同與《采購合同》之間也不存在主從關系,無法根據協議管轄條款確定本案管轄。因此本案應依據合同糾紛的一般管轄原則確定法院,即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
觀點三認為,應當根據基礎交易合同的約定確定管轄。在(2019)最高法民轄終355號案件中,最高院指出,《融資租賃合同》是《保理服務合同》的基礎合同,兩個合同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保理法律關系,根據債權人的一審訴請及事實與理由,本案糾紛主要因債務人未按《融資租賃合同》的約定支付租金而發生,因此本案審理重點是《融資租賃合同》的履行,應當根據《融資租賃合同》確定管轄。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即應當根據基礎交易合同確定管轄。首先,債權轉讓法律關系是保理融資交易最本質的特征,而債權轉讓無需征得債務人同意的理由在于,債權轉讓不會對債務人不利。基于這一原則,不能僅以債務人確認應收賬款,就認定其接受保理合同協議管轄的約束,否則容易導致債權人與保理人虛構應收賬款轉讓,使債務人在管轄問題上陷入于己不利的境地。其次,債務人有權向保理人主張其對債權人的抗辯,自然也應當包括對管轄問題的抗辯,否認基礎交易合同協議管轄的效力,無疑是對債務人抗辯權的剝奪。最后,保理人同時起訴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合并管轄問題,目前并無統一規范,為了減少維權成本和負擔,保理人可在《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上明確變更基礎交易合同關于管轄問題的約定,并由債務人進行確認,這樣可以有效降低糾紛解決中的管轄風險。

02

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糾紛中的責任分配:

債權人與債務人應當承擔何種責任?

從上述論述可知,保理人對于債權人的追索權、對于債務人的應收賬款求償權可以并存,亦可以同時主張。那么,債權人和債務人應承擔何種形式的責任?是補充賠償責任還是連帶責任?這一問題涉及到債權人、債務人的責任承擔是否存在順序問題。
觀點一認為,在保理法律關系中,債權人支付保理融資本息或回購保理融資款相當于為債務人清償應收賬款提供擔保,這一擔保功能與放棄先訴抗辯權的一般保證相當,即債務人應首先承擔清償責任,債權人在債務人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是(2017)最高法民再164號案件,在本案中,最高院認為,有追索權的保理業務所包含的債權轉讓合同的法律性質并非純正的債權讓與,而應認定為具有擔保債務履行功能的間接給付契約。根據民法基本原理,間接給付作為債務清償的方法之一,是指為清償債務而以他種給付代替原定給付的清償,并不具有消滅原有債務的效力,在新債務履行前,原債務并不消滅,只有當新債務履行且債權人的原債權因此得以實現后,原債務才同時消滅。根據雙方在《國內保理業務合同》中的約定和間接給付的法理,保理人珠海華潤銀行本應先向債務人江西燃料公司求償,在未獲清償時,才能夠向債權人廣州大優公司主張權利,追索權的功能相當于廣州大優公司為江西燃料公司的債務清償能力提供了擔保,這一擔保的功能與放棄先訴抗辯權的一般保證相當。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關于一般保證的法律規定,江西燃料公司應當就其所負債務承擔第一順位的清償責任,對其不能清償的部分,由廣州大優公司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觀點二則認為,債權人和債務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1533號案件中就秉持此觀點。在本案中,保理人建行二支行不承擔應收賬款不能收回的商業風險,其受讓債權人麟旺公司對債務人中廈公司的債權,目的是為了清償麟旺公司對其所欠的債務,所以應當將建行二支行對中廈公司所能主張的權利范圍,限縮在建行二支行對麟旺公司所能主張的權利范圍之內。因本案建行二支行對中廈公司的債權尚未得到實際清償,為避免建行二支行就同一債權雙重受償,二審法院判決中廈公司、麟旺公司或保證人東關公司、劉明星、李某任何一方對債務的清償行為,都應相應免除另一方的清償義務,認定正確,并未損害中廈公司的實體權益。雖然最高院并未明確認定這是連帶責任,但是判決債權人、債務人都應承擔相應債務,而且任何一方的履行都應相應免除另一方的清償義務,與連帶責任的效果相同。

《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擔保部分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約定有追索權的保理,保理人以應收賬款債權人和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承擔連帶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保理人從應收賬款債務人處獲得的應收賬款債權超過保理融資款本息和相關費用,應收賬款債權人請求保理人返還超過部分及其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雖然僅是征求意見稿,但也體現出最高院的司法態度,即更加注重對于保理人利益的保護。保理人可以要求債權人與債務人承擔連帶責任,而且可以通過在判決中寫明任何一方的清償都將導致另一方付款義務的相應免除,從而避免保理人的重復受償。債權人承擔清償義務后,依然可以向債務人追償。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爭議,保理人可在《保理合同》中約定,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清償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03

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糾紛中的虛假應收賬款:

基礎交易合同虛假時保理人的權利如何保護?

當保理人要求應收賬款債務人清償債務時,債務人常常會以應收賬款虛假、應收賬款根本不存在為由,主張其無需承擔清償責任。而應收賬款的真實性問題也成為保理業務中最重要的環節。《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六條規定:“應收賬款債權人與債務人虛構應收賬款作為轉讓標的,與保理人訂立保理合同的,應收賬款債務人不得以應收賬款不存在為由對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虛構的除外。”這一規定為保理業務中應收賬款虛假情形的處置提供了明確依據,是對司法實踐的歸納和總結,因此,對這一規定的理解需要回到實務中去。面對應收賬款虛假的情形,司法機關的處理規則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基礎交易合同雙方惡意串通,虛構應收賬款存在事實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基礎交易合同因虛偽通謀意思表示而當然無效,但基礎交易合同的無效不影響保理合同的效力,不得對抗作為善意第三人的保理人。在(2019)最高法民申2994號案件中,二審上海高院認為,盡管應收賬款所對應的基礎合同與保理合同之間存在關聯性,但兩者仍是相互獨立的合同關系,基礎合同不成立或無效并不必然導致保理合同無效,而且本案中保理人已經審核《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付款承諾書及回執、《購銷合同》、發票等材料,上述材料已足以使保理人對基礎合同真實存在產生合理信賴。基礎合同雖系虛假,但雙方不得以此對抗作為善意相對方的保理人。
其二,保理人發出《應收賬款轉讓通知》并經債務人確認,在認定保理人善意時發揮重要作用。所謂保理人善意,是指保理人對于應收賬款存在能夠產生合理信賴,而債務人收到并確認《應收賬款轉讓通知》則是表明保理人善意的關鍵事實。同樣是在(2019)最高法民申2994號案件中,再審最高院進一步認為,債務人收到并確認《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向保理人作出付款承諾,現又以應收賬款不存在進行抗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依然判令債務人應當承擔清償責任。也就是說,即使應收賬款不存在,只要債務人對《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記載的應收賬款轉讓、應收賬款數額、付款條件等進行確認,就視為債務人承諾付款,債務人依然要按照其承諾的范圍承擔清償責任。所以,主動通知債務人,能夠有效降低保理人的法律風險,相應地,不通知應收賬款債務人的暗保理存在較大法律風險。
    其三,保理人應當盡到審慎核查義務,但保理人審核瑕疵不得作為債務人減輕責任的理由。雖然債務人對應收賬款相關事項的確認,能夠有效降低保理人風險,但這并不意味著保理人可以因此放松對基礎交易的審查。在絕大部分案例中,法院都會提及管理人的審慎核查義務,當管理人盡到詳盡核查義務時,要求債務人承擔清償責任的把握會更大。而且,債務人往往會以保理人未能盡到審慎核查義務,而要求無需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在(2018)最高法民再129號案件中,債務人就依據《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主張保理人在業務辦理過程中未能依法依規盡到審查義務,但最高院認為,商業銀行開展保理業務應當遵循內部流程規范和《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但商業銀行作為債權受讓人,其執行業務流程是否符合規范并不屬于債務人主張抗辯事由的范圍。所以,為避免可能發生的糾紛,保理人應依法依規盡到審慎核查義務,但即使開展業務流程存在不規范之處,亦不能成為債務人拒絕付款或者減少付款的抗辯理由。

同時應當注意,《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六條以及上述所討論的應收賬款虛假情形,是指債務人簽字蓋章確認應收賬款轉讓事宜,但實際上應收賬款根本不存在的情形。如果債務人并未對應收賬款進行確認,或者債務人所謂的書面確認是偽造的,那就不能適用《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債務人無需承擔清償責任。因此,在保理業務中,應當重點關注債務人確認回執上的簽字及蓋章是否真實。

04

有追索權保理合同糾紛中的基礎合同變更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五條規定:“應收賬款債務人接到應收賬款轉讓通知后,應收賬款債權人與債務人無正當理由協商變更或者終止基礎交易合同,對保理人產生不利影響的,對保理人不發生效力。”也就是說,在存在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債權人與債務人可以變更或終止交易合同,并對保理人發生效力。這一規定改變了原有的保理業務中基礎合同變更的一般處理規則,
其一,在《民法典》頒布以前,保理業務中基礎合同變更是否對保理人產生效力,處理規則較為簡單,在債務人收到應收賬款轉讓通知以前,債權人與債務人對基礎合同的變更對保理人產生效力,債務人收到應收賬款轉讓通知以后,所做的變更對保理人不產生效力。在(2018)最高法民再129號案件中,最高院就明確指出,在有追索權保理業務模式下,債權轉讓的發生,債務人不能拒絕,但不宜因債權轉讓的結果而使得債務人陷于不利的地位。在發出債權轉讓通知以前,債權人與債務人修改基礎交易合同抗辯事由對債權受讓人有效;在發出轉讓通知后,債權人與債務人修改基礎交易合同抗辯事由對債權人受讓人不具有效力,除非債權受讓人表示同意。而且,同樣是在本案,最高院認為,由于債權轉讓不影響債權的同一性,基礎交易合同中的約定抗辯事由無論是否向保理商披露均不影響債務人行使抗辯權,債務人并無向保理人披露基礎交易合同的合同義務和法定義務。這就對保理商的審核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對于基礎交易存在多份合同文件的情形,更應做到全面審查,從而對應收賬款的價值作出準確判斷。

其二,在《民法典》頒布以后,在債務人收到應收賬款轉讓通知以前,債權人與債務人對基礎合同的變更依然對保理人產生效力,在債務人收到通知以后,所做的變更并非對保理人一定不產生效力,當該變更基于正當理由作出時,就對保理人產生效力。這里的關鍵在于何為“正當理由”?對其內涵的把握仍需后續司法解釋或者司法實踐來進行回答,一種典型情形是,基礎交易合同項下債權人嚴重違約,債務人行使約定解除權或者法定解除權,解除基礎交易合同,這樣一來,保理人就無法基于基礎交易合同對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為了防范基礎合同變更帶來的風險,保理人可以在《保理合同》中和《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中約定限制基礎合同變更的相關條款。可以預見,未來圍繞《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五條將會發生諸多爭議,仍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05

結    語

《民法典》的出臺,為保理業務的發展帶來重大利好,但一系列疑難問題仍然待解。觀察司法實踐情況,可以為保理合同糾紛解決提供借鑒,更應當成為保理業務風險控制的指引。對于常見糾紛類型、風險多發易發環節,通過交易模式以及合同文本的設計進行預先考量與防范,為可能出現的訴訟糾紛奠定勝訴的基礎。一個月后,《民法典》即將正式施行,保理合同糾紛將呈現出哪些新特點、新變化,仍需持續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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